李大钊: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
李大钊: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在党的“三大”和“四大”上,李大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军阀斗争蓬勃开展起来。1922年8月到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几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同孙中山先生商谈国共合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1924年11月,李大钊在北京发起声势浩大的支持孙中山北上、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斗争。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李大钊与赵世炎等人在北京组织5万余人的示威,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1926年3月,李大钊又积极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这些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猛烈冲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统治。
1926年4月16日,占据北京的张作霖成为北洋军阀统治者,就任安国军总司令。为获得列强认可早日建立安国军政府,张作霖在1927年3月间亲自拜访各国驻华使节,表示他所拼凑的北京政府是国际反苏反共阵线的前锋。为了营造气氛,整个北京城到处张贴着“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的告示。为了向列强表达反苏反共的决心,张作霖将阴险的目光投向了李大钊。这时的李大钊,不仅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宣传、动员和组织全社会反帝反军阀斗争的领袖人物,在他的领导下,到1927年初中共北方区委已有党员2069人,北京、天津、直隶、吉林、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都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因此,张作霖视其为心腹大患,亟欲除之。
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张作霖惶恐不已,以“前方战事吃紧,京师治安至关重要”为借口,大肆搜捕进步人士。在此形势下,李大钊在北京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在苏联同志的建议下,李大钊将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位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原俄国兵营。但在张作霖的指使下,京师警察厅一刻也不放松对李大钊的监视,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经常有密探伪装成车夫对出入人员进行跟踪,工友阎振三外出送信被特务抓走,厨师张全印上街买菜也被特务抓去。这时陈独秀特别派刘清扬到北京,要她督促李大钊向南方转移,李大钊表示:“我担负北方区的工作任务,我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他的妻子赵纫兰担心他的安全,多次劝他离京。李大钊却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你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这里的工作是怎样的重要。”即便在杨度传来张作霖即将派军警冲入使馆区抓捕他的消息,也未能动摇李大钊坚持斗争的信心。
1927年4月6日上午7时30分,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警察、宪兵及便衣侦探300多人冲入东交民巷包围苏联大使馆。是时,李大钊正在屋里伏案办公。伴随一通杂乱的脚步声,一群警察和宪兵拥着工友阎振山闯了进来。
一个便衣特务指着李大钊问阎振三:“他是谁?你认识他吗?”
阎振三摇了摇头:“不认识。”
侦缉处处长吴郁文走上前来,冷笑着说:“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就是李大钊!”
军警们强行逮捕了李大钊,还抓走了他的妻子赵纫兰和两个女儿。
李大钊虽然被捕,但他毫不畏惧,“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着灰布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面对敌人的严刑拷问,他“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定,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坚贞不屈,始终严守党的机密。
李大钊入狱后,党组织立刻展开营救。当得知北方铁路工人为了营救他计划劫狱时,李大钊考虑到敌人戒备森严坚决表示反对:“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但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而耗费革命力量,现在你们应当保存我们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李大钊被捕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4月9日,北京9所国立大学校长商讨合力营救李大钊,并前往文昌胡同8号拜访张学良请求疏通。政治讨论会会长梁士诒、杨度赴顺承王府向张作霖当面陈情。章士钊则托张作霖心腹杨宇霆向张作霖进言:“切不可以一时之意气,杀戮国士,而遗千载恶名。”国民革命军也发出通电,警告张作霖不得杀害李大钊。苏联政府更以断交为威胁,要求妥善处理,并在莫斯科市举行10万人参加的游行抗议。
不幸的是,在李大钊入狱后的第6天,也就是1927年4月12日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反革命政变发生了。叛变革命的蒋介石随即密电张作霖:“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张作霖虽然决定杀害李大钊,但慑于外界强大压力不敢举行公开审判,于是组建由安国军司令部、京畿卫戍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庭和京师警察厅组成“军法联席会审特别法庭”,负责李大钊一案的审理。
1927年4月28日上午11时,特别法庭不顾各界人士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公然宣判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死刑。下午1时,李大钊等20人分坐6辆囚车,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面对绞刑架,李大钊第一个走上去,向难友及在场的反动军警慷慨激昂地宣示:“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他高呼“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时年38岁。
一袭长袍、两撇黑须、双目如炬,坚毅而沉着,这是李大钊留给后人永不磨灭的印象。从五四呐喊划破长空,到绞刑架上从容就义,李大钊高擎真理的火炬,在旧中国的漫漫长夜里闪现出最耀眼的光焰。李大钊曾书写过“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著名对联。这副对联,是他革命人生的真实写照。为了追求真理,李大钊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说:“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他相信“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面对危险绝不畏避。后人赞誉他“没有宗派气,内外从如云”,是对他纯洁党性与优秀品格的最贴切的赞誉。李大钊同志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的伟大人格和崇高风范,将永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
(本文节选自人民日报出版社《我是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故事》,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