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同：从门卫到民国上海首富，资助国父，留给妻子需缴税千万遗产
哈同：从门卫到民国上海首富，资助国父，留给妻子需缴税千万遗产
晚清的上海街头
黄浦滩头，破旧的小火轮竭力嘶吼几声，缓慢地在岸边停靠下来。
船上的人们一拥而下，一个年轻的犹太小子被挤了下来。他对眼前的景象大失所望，一座三层木构洋房孤零零地立在三马路口，房顶的黄龙旗有气无力地随着江风摇摆。
这难道就是旁人口中遍地黄金的上海？
灰蓝色的眸子有些犹豫，或许他应该回到香港，或者干脆回孟买去！热闹的码头，拥挤的人群，听不懂的上海话，年轻人晃荡了一会儿，突然决定哪也不去，就留在上海。
这个犹太小子名叫欧司·爱伦·哈同，出生在巴格达，是家里的第三个儿子，父亲希望他成为一名犹太教的神职人员——拉比。
哈同
可是此时此刻的他正坐在沙逊洋行的办公室外，听着他的同乡摩·亨利先生向大班（总经理）举荐自己。
哈同的心中有些忐忑，他不由得回想起父亲在洋行工作的日子。
在哈同5岁那年，为生活所迫，老哈同举家迁往印度孟买，并在那里加入了英国籍。
孟买并没有像他们憧憬的那样可以给予他们源源不断的财富，老哈同只获得了一份在洋行的工作，薪水比巴格达的工作略高，但日子依然过得捉襟见肘。
贫穷日渐侵蚀着这个家庭，过度操劳的工作让老哈同撒手人寰。
哈同不得不放弃成为拉比的梦想，跟随着自己的舅舅学习经营杂货铺。
遗憾的是，少年哈同并没有体现出惊人的经商天赋，他甚至搞垮了舅舅的生意。
老沙逊洋行
他没有脸面再在舅舅身边待下去，只能听从舅舅的建议，搭上前往香港的小火轮。
在香港的日子不尽人意，哈同只获得了一份杂工的工作。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却在这个年轻的头脑中种下了一个“上海梦”。
美国记者霍塞在《上海：被出卖的城市》一书中写到：“罗马不是一点建成的，而上海却是这样。”
19世纪70年代的上海滩，聚集天下货物，广招八方来客。
金钱让渴望发财的人们疯狂，奢华和时髦成为炫耀财富的方式，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流传着关于上海滩的传说。
经过同乡摩·亨利先生的美言，大班最终同意让哈同在洋行里做门房，并且住进了勤杂工宿舍。
虽然那只是个小小的棚屋，也算是让哈同有了栖身之所。
坐落于上海外滩的沙逊大厦
这份不起眼的门房工作，让哈同的聪明日渐显现。他很快学会了上海话，识别来人身份的技巧更上一筹，这两项技能成为日后缔造“哈同帝国”的关键。
聪明的哈同甚至创造了一套他自己的工作流程，让来沙逊洋行的商人，先在登记簿上签字，然后坐在门口的长凳上，等候他的招呼，依次进入洋行。
沙逊洋行的损害身体的东西生意是如此兴隆，以至于让坐在长凳上的访客心急如焚。
精明的商人很快就以自己的方法，打破了哈同创造的“秩序。”有人为了抢在别人前面达成生意，偷偷塞给哈同一个银元，请他通融。
或许灰蓝色的眼睛曾经闪过一丝惊讶，但这位聪明的犹太年轻人很快就镇静下来，默许了这一做法。
这让哈同在来到上海的第一个年头里，除了每个月五两银子的工资，赚了不下三千元的外快。
1874年，哈同来上海的第二年，他斥资400两银子，买了间半旧的房子，还请了为乡下女人料理自己的日常生活。
一个门房竟然买了房子，甚至还请了佣人？
哈同一时间成为周遭人的笑柄，但他不以为意地讲：“一个人在棚屋里做梦，做出来的梦永远不会有出息。”
生活上没有了后顾之忧的哈同，工作上更加顺风顺水。
有用银元获得插队机会的人，就有排队等待的人。
矗立在黄浦江边的外国洋行
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被迫坐在长凳上的人，只能用闲聊打发着时间。
而这些闲聊却成为哈同了解行情的大好机会。
沙逊洋行的损害身体的东西生意虽然是一本万利，但贩卖损害身体的东西的商人的生意却不尽人意。
吸食损害身体的物品让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贩卖损害身体的东西的人自然收不到银元，手上的资金愈发周转不便。
哈同在一次偶然的交谈中得知，有贩卖损害身体的物品的商人用抵押房契来维持资金周转，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
哈同再一次找到同乡前辈摩·亨利先生。
这时的摩·亨利已经成为沙逊洋行主管有害物品业务的三班（第二副经理）。
哈同向他诉说了自己的想法，巨大的商机让两位犹太人的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
旧时上海街头
多年的经商经验让摩·亨利知道哈同的办法不但可行，还会为洋行取得巨额利润。
不由得对自己这位小同乡刮目相看，承诺他将向大班路易斯,再次举荐哈同。
摩·亨利没有食言，哈同的建议得到了大班的认可，沙逊洋行开始允许用抵押、期票的方式付款。
这让洋行的有害身体健康物品的生意更上一层楼，也让大班开始注意这位聪明的门房小子。
1874年年底，哈同被破格提升为业务管事，成为摩·亨利的助理。至此，年轻的门房欧司成为人们口中的“哈同先生”。
但是，哈同先生的升职记远没有结束。
1875年，沙逊洋行另设地产科，正式进军地产业。
哈同成为地产科的领班兼行务员，获得可以参加不定期行务会议的机会。
哈同仿佛被打通了任督二脉，经商才能开始显现。
这一年，哈同26岁。
民国的上海
在上海的短短两年时间，一个穷困潦倒的犹太小子摇身一变，变成了身着得体西装，系着蝴蝶领结，手提“司的克”（文明棍），坐着黄包车上下班的高级职员。
但是，新的职业生涯并没有让哈同获得轻松，相反迎来了更多的挑战。
为了了解上海的地皮，他从租界出发，走遍了上海的每个角落。他研读中国历史，密切关注着政治形势的变化。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命运再一次向哈同伸出橄榄枝是在1883年，法国茹费理政府发动对安南（今越南）的战争。
在征服安南之后，接着向驻扎在安南境内的清朝军队发起进攻，中法战争自此爆发。
冯子材、王德榜的率领清朝军队，进行自卫反击。1885年3月，老将冯子材在凉山镇南关大败法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史称“镇南关大捷”。
冯子材
与此同时，原太平天国旧将刘永福，率黑旗军在临洮府（今越南临洮县）与法军发生激战，打得法军丢盔弃甲，死伤惨重。
法国在战争中战败的消息传到上海，引发了租界中的巨大恐慌。
混迹在十里洋场的外国商人，外交官，传教士等人，往日风光不在，如同惊弓之鸟，纷纷抛售地产，转让商铺，甚至慌不择路地逃离上海。
哈同在短暂的惊慌后，开始冷静地分析当下的处境。
凭借着犹太人的智慧和对清政府的了解，他决定说服洋行大班趁着上海地价狂跌之际，大量买进。
但是如何说服大班却是件难事儿。
沙逊洋行虽然开设地产业，但是并不重视。
哈同在过去的工作中，处处受到掣肘，失去许多低价购进地皮的机会。而且现在香港的沙逊总行已经下令收缩上海的业务，伺机而动。
哈同
正当哈同冥思苦想之时，倒是大班先找上他。
哈同虽心中大喜，但面上依然镇定自若。
大班焦急地询问着哈同的想法，而哈同却有意保持沉默。
一片寂静之后，哈同才缓缓开口：“其实，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不是吗？”
“可是老板已经下令，让我们收缩业务，许多洋行也已经开始撤退。”看着哈同不疾不徐的样子，大班的焦急情绪稍有缓和，他知道哈同一定有了应对方案。
哈同也明白，大班对于老板的命令是存疑的，要不然他现在也不会坐在自己对面。
“大班，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清政府取得过胜利，也出过像林则徐这样的英雄，但是最后不都是失败了吗？”
“你的意思是……？”
晚清的上海街头
“我们留下来，坚持不走。”
哈同顿了顿，故意卖了个关子，接着讲：“我们不但不走，还要趁机买进贱卖的地皮。”
“这是不是过于冒险？”大班有些犹豫，对于他们来讲，留下来已经是冒险了。
哈同微微一笑，意味深长地讲：“我什么时候失败过？大班。”
十余年的共事，让大班对哈同产生了足够的信任。他劝说总行收回成命，开始大量购买贱卖的地皮。
命运的天平再一度向哈同倾斜，事情果然像哈同预料的那样。
软弱的清政府下令撤兵，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这次冒险，哈同帮沙逊洋行在地产上赚了五百多万两白银，名声大噪。
沙逊洋行奖励给哈同白银一千两整。
晚清的上海
第二年，哈同被推举为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董事。
后来，哈同在请文人撰写的《哈同先生兴业记》中，是这样描写这件事的：“当清光绪甲申（1884），中法以越南事失和，一时谣诼（音同‘卓’）繁兴，租界居民多有迁居者。
沙逊肆主以赁舍多空为忧，先生因言无伤，且就此多置地建屋。人见沙逊泰然自若，亦遂无恐。事定，沪上莫不钦服先生之远见，越年，遂被推为法公董局董事。
盖以所建议有维持地方之效，故众口交推也。”
事业上蒸蒸日上的哈同，感情生活却迟迟没有着落。哈同眼看着就过了而立之年，成了名副其实的“大龄黄金单身汉”。
缘分总是不期而遇。
在某个阳光晴朗的下午，“黄金单身汉”哈同在巡视过仓库后，在宛如迷宫般的里弄中闲逛。
“先生，买朵花吧！”
石库门房屋
甜美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哈同回首，看到的是一位肤白貌美的中国姑娘。
逼仄的环境，突如其来的异性，让没怎么和异性打过交道的哈同甚是窘迫。
由于常年忙于生意，哈同并不知道卖花女子问话中的真实意思。
他边手忙脚乱地在口袋中摸着银元，边问：“多少钱？”
卖花女心中小小地惊诧，她没有接过哈同手中的银元，而是套上了近乎：“您是沙逊洋行的哈同先生吧？”
“先生，进来喝杯茶吧！这就是我家。”
哈同没有拒绝卖花女到家里坐一坐的邀请，与她畅聊了一下午，并且很快就坠入爱河。
这位卖花女就是后来与哈同相伴一生的妻子，名叫罗迦陵。
哈同与罗迦陵
1887年春天，哈同与罗迦陵成婚。
哈同虽然没能成为拉比，但始终是犹太教的忠诚教徒，而罗迦陵却笃信佛教。
因此，哈同特地举办了两场婚礼，一场在犹太教堂，一场按中国传统仪式。开筵数十席，宾主尽欢。
虽然夫妻感情甚笃，但婚后的哈同并没有沉溺“温柔乡”。
婚后不久，哈同拥有了上海南京路西段的大批地产，并着手刺激南京路的地价飞涨。
由于沙逊洋行规定“禁止洋行员工私下从事损害身体的东物品售卖行为及地产生意”，所以，哈同宣称“那些房产都是罗女士带来的嫁妆”。
1901年，哈同成立哈同洋行，同时保留了在新沙逊洋行的工作。
哈同洋行专营房产业，也提供英美保险公司的保险代理业务，并参与损害身体的物品生意的售卖行为。
与此同时，南京路上一幢以“哈同”冠名的大厦破土动工。
哈同大厦
当哈同不断拓张地产业的时候，罗迦陵极力说服他买下罗家村一带的土地.
虽然哈同认为这片地的价值不大，但看罗迦陵的态度愈发笃定，为了博美人一笑，便通过多方活动买下这片土地。
纵然罗迦陵一口咬定自己的父亲是法国人，但依然改变不了她父亲是一位罗姓中国人的事实。
而她，就出生在罗家村这片土地上。
或许是罗女士独具慧眼，或许是罗女士歪打正着。
就在他们买下罗家村的土地不久，随着租界的扩张，这片土地被划入租界范围内，地价飞涨。
正当哈同打算用这片廉价得来的地皮获取更高的利润之时，罗迦陵却另有打算。
黄宗仰
罗迦陵向哈同诉说了自己的愿望：她想在罗家村这片土地上建一座属于他们的花园。
哈同欣然同意，甚至放下洋行的大小事务，专门陪着罗迦陵前往苏州考察，并请来了乌目山僧黄宗仰负责建造。
经过两年的施工，1904年初，占地五十余亩的花园终于竣工。
这是一座奢华与古朴并存的花园。以中式园林为主，建有西式建筑，兼采日式园林之长。
在之后的几年中，又有多次扩建，直到1910年完工之时，有楼80幢、台12个、阁8个、亭子48个、池沼8个、小榭4个，还有10个大院、9条马路。
这座匹敌圆明园的花园，哈同夫妇为它命名为“爱俪园”。
而罗迦陵的本名，就叫罗俪蕤。
爱俪园坐落于租界，加上哈同特殊的身份，使得爱俪园不但是哈同和罗迦陵的爱巢，还是各方人士交流的绝佳场所。
爱俪园内景
在那个风云诡谲的年代，没有人能够像哈同一样，既与满清皇族交好，又支持革命党人，周旋于军阀之间，又救济底层民众。
哈同是个精明的商人，在他眼中，政治不但是商品，还是他的商业帝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只有把握时代脉搏，敏锐地做出判断，在关键时刻出手，生意才做得长久。
哈同始终秉持着他的原则：不管是谁上台，谁下台，他都锦上添花，绝不落井下石。
为结交满清皇室，罗迦陵曾在1910年北上天津，给隆裕太后的母亲拜寿。
满清大臣更是将自己的巨额财产交给哈同这位“远东首富”、“地产大王”打理。
罗迦陵
甚至在1924年，哈同携妻子罗迦陵北上，这位在上海经营了50余年的犹太商人，终于来到了昔日帝国的首都，见到了退位皇帝溥仪。
哈同不但资助满清皇室，还通过乌目山僧黄宗仰广为结交革命党人。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的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哈同慷慨资助革命党人两万余元，为新生政权解了燃眉之急，稳住了上海局势。
张勋复辟后，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哈同立即表示支持。
他让革命党人曹亚波帮忙传话“现今中国处处混乱，如果孙先生失去了权力，中国将会土崩瓦解，而我也就没有办法保住上海，而我早已把它当做自己的根基了。
既然现在孙先生遇到了经济上的困难，我非常乐意帮忙”。
哈同与孙中山在爱俪园
但是，没有人能够永远赶上时代的列车。
年逾七十的哈同久病缠身，年老和疾病让他逐渐失去了审时度势的眼光。
在哈同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无论是满清的遗老、遗少，还是曾经对他毕恭毕敬的军阀政府，甚至是一腔热血的革命党人，都被时代的洪流席卷而去。
1931年7月，哈同在爱俪园寿终正寝，享年八十。
祭奠期间，吊唁者络绎不绝，中外显要，文人政客，海上闻人，前朝遗老，教徒，僧尼，居士，前前后后不下数千人。
上海滩最富有的男人死了。
身后留下土地450余亩，各种房屋建筑1300余所。
爱俪园之外，共有市房（办公）81幢，住房544幢，包库3幢（用于囤损害身体的东西），旅馆饭店4幢，还有不计其数的动产。
罗迦陵
根据英国在华高等法庭的估算，哈同遗产高达1.7亿元。而同时代的上海青帮头目黄金荣不过是“千万富翁”。
哈同留有遗嘱，遗产归夫人罗迦陵所有。
根据当时英国的法律，遗产继承人需交纳十分之一的遗产税。
为了保住上亿元的遗产，罗迦陵不得不交纳了1700万的税款。
纵观哈同一生，少年坎坷，青年得志。一生经坎坷，多财富。
他当然是一位成功的商人，但他一生经营损害身体的东西生意；
他当然是一位慷慨的慈善家，但他放高利贷，任意涨租金；
他当然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但他唯利是图，满眼生意。
20世纪前后的中国，从不缺“弄潮儿”，但哈同的特殊地位却无人可以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