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个朝代很好地践行了这一理念

养老保险是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具有显著效果的再分配制度，对稳定社会经济增长有较为明显的作用，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截至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7.17%，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9.67亿，参保人数呈逐年增长势头，也就意味着将来会有更多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得到保障。

《礼记·礼运篇》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要求人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要让人们在年老时有人奉养,以终天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提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的美好愿景。古往今来，能不能老有所养是每一个人必须关注的话题，在中国古代普遍没有“五险一金”的情况下，古代人是怎么解决养老问题的呢？

老年人的界定

《礼记·曲礼上》对老年人的界定：“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人到了60岁的年纪，就算是老年人了，可以脱离生产一线，指使别人干活；70岁身体各项机能进一步衰退，应该交代家事，把身后事都安排好；80岁、90岁，已算耄耋老人……《礼记·曲礼上》的界定和当代对老年人的定义并无多少出入，60周岁退休的制度从1978年开始施行，至今已有将近半个世纪历史。

宋朝以前主要是养儿防老

我国最早养老机构的雏形，滥觞于在夏商时期。“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礼记·王制》） 上面所说的“序”和“学”，就是夏商时代的最初养老和教学机构，国家拿出一部分资金集中奉养一批有道德、有学识的老年人，让他们把自己的生产生活经验交给下一代，既能老有所养，又能老有所为。之后，历代统治阶级基本效法夏商模式，对老年群体多有照顾，养老制度也愈发完善，但还是囿于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养老机构依然是针对学识渊博、道德品质高尚、在民间有广泛影响的人，普通老百姓只能靠养儿防老，这也是几千年来我国老百姓产生“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朝多措并举的养老方式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宋咸平三年（1000年）中国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超过当时欧洲的400美元。国富才能民强，民强的重要表现就是使各方面机能日渐衰退的老年人能够老有所养，宋朝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总体来说，宋朝的养老系统是由四个方面组成的：家庭养老也就是养儿防老；宗族养老；民间的慈善养老；朝廷划拨专款的国家福利养老。

为了支持家庭养老，宋朝统治者以民本思想为核心，推广实施了两项养老制度，分别是“侍丁”制度和“权留养亲”制度，从制度上保证了老有所养。侍丁制度指的是有老人需要赡养的家庭，朝廷减免他们的税收和徭役，这就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家庭负担，使大家有更多的钱财、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里老人的奉养中去。与此同时，宋仁宗还在诏书中说：“其父母年八十者，与免一丁，著为式。”大概意思是如果谁的家里有八十岁以上的父母，可以免除家庭成员的“身丁钱”（男子成年后向政府缴纳的人口税），并免除家里一位男丁的徭役。除此之外，宋朝“刑法”《宋刑统》规定，除了谋反、内乱等死罪之外，罪人若家有祖父母、父母年八十岁以上，且“户内无周亲年二十一以上、五十九以下者”，可以“申刑部具状上请听敕处分，若敕许充侍”。这是权留养亲制度，犯罪之人，假如犯得不是十恶不赦的死罪，如果家中有年迈的父母，那么就允许犯人回家照顾父母，等父母离世，再返回官府继续服刑。

宋朝时，徽州新安诞生了迄今为止世界上第一个养老保险制度。南宋《新安志》记载了新安当地一个特别的习俗：“愚民嗜储积，至不欲多男，恐子益多，而赀分始少。苏公谪为令，与民相从为社，民甚乐之。”（《新安志》）。新安当地的百姓很多都不愿意多生儿子，因为他们担心儿子多了会瓜分掉他们的财产，导致晚年生活没有保障，因此他们更愿意将财产掌握在自己手中，慢慢积累下来。刚刚上任的新安知县发现这种习俗后，便鼓励百姓一起成立一个“养老基金会”，他们平时可以根据收入的多寡将余钱存入，年老时再取出。这种制度创新，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可谓开创了我国养老储蓄和保险的先河。

苏州的范氏宗族在宋朝参知政事范仲淹的倡导下，在当时创办了范氏义庄，每一位50岁以上的族人都可以从范氏义庄领米，规定每口人每天一升米。家族中如果有老人去世，也可以从义庄申领到15贯至25贯的丧葬费。在范仲淹巨大的影响力带动下，宋朝各地纷纷开办了义庄，贫穷、孤寡的老人最终得以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葬。

除了以上三类养老方式，宋朝统治者本着悲天悯人的指导思想，利用行政权力，从制度上对养老事业进行了补充和规范。公元1107年，宋徽宗赵佶特意下诏：“居养鳏寡孤独之人，其老者并年满五十岁以上，许行收养，诸路依此。”凡50岁以上的丧妻、无子的老人，可以进入国家在京师及诸路开设的福利院养老，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一日三餐必须统一标准，不能随意降低。国家给他们的养济标准一般为每人每日一升米、10文钱；对80岁以上的居养老人，政府还有额外补助，另给大米及柴钱；90岁以上老人每日有酱菜钱20文，夏天给布衣，冬季给棉衣。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亡国之君，宋徽宗面临内忧外患，战乱频仍，动不动割地赔款的巨大压力下，还能有精力去顾及老百姓的晚年生活，在这一点上可是说是值得肯定的。

宋朝廷设立的福利院，东京汴梁的叫福田院，各路、州、县的称之为居养院、养济院，都是综合性的养老福利机构，收养的对象包括“鳏寡孤独贫乏不得自存者”、“非鳏寡孤独而癃老废疾、委实贫乏不能自存者”。年纪大无人供养的、身体抱恙导致残疾的、没有一技之长且脱贫无望的，这三类人都被纳入政府养老体系，可见宋代养老收容制度的广泛性和包容性。

生时养老，死后送终，这是人类怎么也迈不过去的坎儿。无独有偶，除了完备的养老制度，规范化的福利性公墓体系也始于宋代，最初在京师汴梁设立“漏泽园”，后又在“京畿近郊佛寺置办土地，以瘗（音同义，掩埋、埋葬的意思）死之者。瘗尸，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为了竭尽全力去照顾逝者家庭，减轻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负担，漏泽园中的下葬品和祭品全部由政府负责置办，成年人提供价值600钱的棺木，儿童减半，由政府埋单。可见，宋代统治者为治下百姓的养老和送终操碎了心，不光做到了老有所养，还做到了终有所葬。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着甚至死在中国的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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