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大留日归国女博士后著述“日本遗孤的认同研究”引关注

暨大留日归国女博士后著述“日本遗孤的认同研究”引关注

编者按：日前，一部书名为《日本遗孤的认同研究——中日两国三代人的生命叙事》专著出版发行，引起广泛关注。

该书的作者张岚是个女学者，现在的身份是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岚曾在日本获得社会学博士（日本千叶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日本立教大学）。显然，张岚是留日归国人才。

据公开资料介绍，张岚长期致力于社会学、跨文化传播、口述历史、中日战争遗留问题、中日关系等方向的研究，独立主持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中国教育部项目1项、中国侨联项目1项、省市级课题及横向课题多项、日本国家级项目2项，独立撰写日文学术专著1部，参与编撰日文学术专著3部，执行主编中文专著9部，在海内外发表中英日论文20余篇。

《日本遗孤的认同研究——中日两国三代人的生命叙事》一书，系作者耗时20年，跨越中日两国，对包括日本遗孤、遗孤二代、留华遗孤、中国养父母在内的中日两国三代，共１５０人进行的生命叙事深度访谈一手资料解析，探讨了在中日两国夹缝中生存的三代日本遗孤的生活现状及困境、自我认同、民族归属与代际差异等问题，揭示了日本法西斯发动罪恶的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和深重痛苦，颂扬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博爱精神和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仁爱之心。

该书一经出版发行，之所以引起关注，不仅是因为作者本人的留日背景、学识底蕴，而且本书正文前面的4篇序文，都是来自中日业界的知名学者，对书的评价非常高。他们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程兆奇、上智大学名誉教授蘭信三、千叶大学名誉教授片桐雅隆、原立教大学教授樱井厚。特此转发，以飨读者。

序一

九十年代中，NHK（日本广播协会）与央视合拍了由日本著名作家山崎丰子的小说改编的《大地之子》，这部连续剧述说了日本遗孤在中国的成长经历，播出后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在片中饰演中国养父的老演员朱旭曾受邀访问日本，在做客当时日本最有影响力的朝日电视台晚十点的新闻评论节目（ニュースステーション）时，主持人久米宏对朱旭赞不绝口，说：“从来没有看过饰演父亲能演得这么好”。朱旭功力深厚，演的确实好，但中日不少老演员，如同在《大地之子》中出演生父的仲代达矢，演技同样精湛。所以当时想，和《大地之子》在中日播放时冷热不同的反响一样，久米宏的惊讶，固然有主人翁连接着日本纽带的因素，也是因为“大地之子”（日本遗孤）所历经的苦难，与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的日本，反差实在太大。看到张岚发来的大作《日本遗孤的认同研究》，不由联想到这一幕，是因为“日本遗孤”成为问题，这是重要的背景。

很早便知道张岚在日本求学时一直在做“遗孤”研究，她的《关于日本侵华战争遗孤的社会学》近十五年前也已在日本出版，经过那么多年，张岚对遗孤问题仍“一往情深”，我想应该和她年轻时走访遗孤的经历有关。作为一个出生在正常社会的八零后，遗孤所受的苦难，用她自己的话说，使她“深深震撼”。张岚把稿件交给交大社时，希望我写个序。我未暇思索便答应了下来。虽然在院系介绍中我的专业是“中日历史遗留问题”，“日本遗孤”正是典型的“中日历史遗留问题”，但我对这一问题毫无研究。毫无研究而一诺无辞，不能辜负张岚的好意是一个原因，主要还是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时我们对张岚曾多有烦劳。

中心是在中央领导的关心下成立的，从一开始学校就给予了很大支持；另一方面当时白手起家，几乎是一无所有。尽管在筹划中心时我们已有了将各地档案馆，特别是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等馆、美国国家档案馆、台湾“国史馆”等已公开的相关档案全部复回的计划，但对中心的资料室建设来说缓不济急。当时的历史系主任曹树基担任中心副主任，建议我将自己的相关书籍“卖”给学校？并说只是换个地方，不影响我使用。自藏的书现在仍在用，不可能“卖”是不用说的。我说资料室建设可寻他法。于是谈了到“文华堂”等旧书店集中购置的想法。文华堂是东京神田町书店街专售“日清战争”（甲午战争）以来战史的专业书店，虽然审判的书籍只占一小部分，而且不少是通俗书，但大多还是相近领域的书籍。如把文华堂在售的书集中打包买来，就是个有特色的小型资料室。树基说现在正值中心基础建设时期，经费不用担心，学校肯定会支持。于是便委托当时还未回国的张岚去接洽此事，还说了最好能打折。张岚和文华堂店主洽谈后，不久便发来了书单和价格。那时烦劳张岚，还不止此事。现在想来，这样的匪夷所思的想法多少有点强张岚所难，但张岚在答应时让你感到完全没有为难。这不是所谓“情商”，而是她发乎本心的与人为善在待人接物时的自然反应，这与她面对遗孤的苦难产生的同情心，可以说是一脉相通的。

本书是一部社会学著作，相关的概念、理论、方法等问题以及学术贡献，我在行外，没有资格置一辞。这里只想就遗孤的成因从不同角度做一点补充，希望不是全无意义的蛇足。

从源头上说，“日本遗孤”（日本多称“残留孤儿”，广义也包括“残留妇人”）的产生当然是日本侵华的产物。没有日本侵华，就不会有把那么多平民卷入战争的“开拓团”，所以这个账首先要算到日本军国主义头上是毋庸置疑的。同时，“日本遗孤”的产生和成为久拖至半个世纪以上的问题，也有错综复杂的原因，否则“日本遗孤”不会仅集中出现在中国东北。

第二次世界大战东亚战场战争结束之际，日本军民散落在本土以外的亚太地区约有660万人，其中陆军约308万、海军约45万，日侨大约300万出头。从国别地区看，日本军民在中国境内最多，“满洲”、关内、台湾的日本陆海军总计有200余万，平民也有200余万。如此庞大的集团，无论是站在所在国立场的“送回”还是站在日本立场的“撤回”，都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工程。所以，虽然军队有《波茨坦公告》第九条允其返乡的规定，加上军队的组织系统，完成撤回理应不难，实际能否顺利进行仍然难以预估；而分散于各处的日本侨民如何撤回，日本政府更是心中无数。

日本政府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时，太平洋战场的日军兵败如山倒，或已“玉碎”，或已接近崩解，但在大陆的日本陆军，尤其在中国大陆的日本陆军，基本力量还在，对盟国投降要求的抵抗态度还十分强硬。所以陆军中枢对各地陆军能否顺利放下武器，还完全没有把握。1945年8月14日日本接受《波兹坦公告》前夜，陆军大臣阿南惟几联名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致电各地日军，强调“承诏必谨”，就是为次日宣布投降做心理上的铺垫（阿南次日凌晨以战败责任剖腹自杀）。由于《波茨坦公告》并无战后日本侨民的处置规定，日本政府最初也并未考虑将日侨撤回日本。8月14日日本外务省向各驻外机构发出“关于接受三国宣言的训示”，训示要求“让侨民尽可能留在现在的居留地”。

回过头来看，终战时日军解除武装，稍后撤军撤侨，总体说不仅顺利，而且顺利的程度超过了预想。中国境内的400余万军民，除了关东军主体及部分随军家属被苏军掳往西伯利亚等地服劳役、少量军人和技术人员为国共两方所用自愿留下，其余约340万人（包括属于中国军管区的16°线以北法属印度支那的日军日侨）中99%以上的部分，在新中国建立前夕都得以撤回日本。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官民两方的协助起了关键作用。中国领导人在抗战胜利之际表示“以德报怨”、“不念旧恶”，以往被泛指为对诸如战后审判、战后赔偿等产生了消极影响，经过这些年的深入研究，证明至少“以德报怨”对战后审判没有影响。回顾战后的历史进程，其实不仅没有留难，而且及时、安全地把战犯嫌疑人之外的日本军民送回日本，才是真正最符合“以德报怨”的事例。所以，以后日本政府在评价战后撤回时也说：

中国方面没有流露出报复情绪，采取了宽大措施，加上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以下各机关的适当处置，超过百万的大部队出乎意料地顺利回归了本土。关于各部队返回前复员准备的总司令部指导，也得到了彻底贯彻落实，在各地区中实现了最完全的复员。（厚生省援護局編集『引き揚げと援護三十年の歩み』、ぎようせい株式会社、昭和53年、第58页）

这里说的是日军，其实日侨也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关内实现了“最完全”的撤离，关外东北地区却成了日侨死亡最多，留下“遗孤”最多，滞留时间最长的地区呢？东北战局的变化不能说全无影响，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苏军占领东北后，完全无视了盟军总部有关协助遣返日本军民的要求。不仅没有协助，而且放任了苏军在东北地区的大规模掠夺。待到1946年4月苏军撤出中国，东北地区的日侨因种种原因已有相当数量的死亡（他杀、自杀等等），家庭破碎，妇孺流离，也不在少数，像关内那样循序回国的机会和路径因此而错过。以后盟军总部和对日理事会的苏联代表、美苏两国之间又曾就日军战俘和日侨的撤回签订协议，但一如之前，这些协议都因苏联未能立即执行而形同具文。当然这已与东北“遗孤”无关。

所以，苏军撤离后，虽然美军与东北保安司令部在同年5月、与东北中共军队在同年8月，分别签订了有关日侨的遣返协议，日方也在沈阳设立了“日侨善后联络总会”（“日本人民会”），使以后的遣返工作走上了与关内同样的正轨；单从当年5月到10月底，送回的日侨就超过了百万——其时东北战端已起，国共两军对日侨撤离却都给予了很大配合，真是堪称佳话——。然而，因苏军占领时错已铸成，“日本遗孤”这一亚太地区独有的人群因此而产生。

以后“日本遗孤”悲欢离合的全面情况和学术解读，张岚已有充分的论述。总之，本书与一般出自书斋的著作不同，单单“田野调查”——遗孤访谈——便既繁也烦。各种访谈都会有不同的难易，但遗孤问题不仅涉及中日两方，而且今昔相连，受访人要完全袒露心扉，直言无隐，会有更大的顾虑。因此，遗孤讲什么？不讲什么？真实性如何？有多大普遍性？诸如此类，非经细加推敲，都会难明其意。张岚二十余年“专治一经”，想必这样从“取材”到“释义”的困难，也是原因之一。从这一点说，张岚长期坚持这一工作本身，就值得赞赏。至于对本书的评价，如前所说，我没有研究，冒充内行未免是对作者不敬，所以还是留给读者自己判断。

再说一句，本文开头提到的“背景”，这里不再接着展开，读者自可意会。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程兆奇

序二

2011年，张岚老师的『中国残留孤児の社会学　日本と中国を生きる三世代のライフストーリー』（译《日本遗孤的社会学——生活在日本和中国的三代人的生命故事》）在日本由青弓社出版。该书一经出版备受关注，长期以来被奉为日本遗孤研究的“圣经”，成为在日日本遗孤研究不可或缺的代表著作之一。在此书的基础上，张岚老师的中文版新书《日本遗孤的认同研究——中日两国三代人的生命叙事》增加了大量调研资料，经过大幅的更新和完善后于2024年在中国出版，可谓恰逢其时。该书的出版，不仅标志着因日本侵华战争而产生的“日本遗孤”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为研究正在进行的在乌克兰和加沙战争产生的“战争孤儿”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的“战争孤儿”的世界性研究奠定了宝贵基础。

中日战争前期，中国东北的“伪满洲国”居住着155万日本人（含军人家属则为210万）。随着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伪满洲国”瓦解，大部分居住在那里的日本人被驱逐回日本。然而，约有1万多名日本人作为中国人的养子或妻子留在了中国。在日本，前者被称为中国残留孤儿（即中国所称的日本遗孤），后者则被称为中国残留妇人。张岚老师的这本书正是关于前者的重要研究。

中国残留孤儿和中国残留妇人一生经历了两次“越境”，即从日本社会到中国社会，又从中国社会到日本社会，可谓是东亚地区最特殊的“越境”人群。因此，自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就开始受到报纸、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关注，继而出现在小说、电影和社会科学研究中。

尽管他们被悲剧性地描述为“战争孤儿” “生离死别的家人”，日本的日本遗孤研究却较少关注他们在中国的前半生，更多关注的是他们回国的经历、回国后的适应过程以及与日本社会的关系。中国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从历史学的视角关注日本遗孤的前半生，尤其是他们被遗留在中国及被中国养父母和中国当地社会收留的过程。中日两国的学者都倾向于把研究重点放在基于本国时代背景的遗孤研究上，虽然合情合理，结果也导致了双方的研究都缺乏对对方的审视，甚至容易陷入民族主义的窠臼。

张岚老师的研究巧妙地克服了上述难题。在日本留学期间，她一直坚持采用生命叙事法，对日本遗孤以及他们的子女和中国人养父母这三代人进行扎实细致的深度访谈，不仅关注他们回国后的生活，而且追溯他们每个个体的生命史，包括他们是如何留在中国的，以及他们是如何在中国生活的整个过程。

张岚老师卓越的日语能力，令其在处理民族主义问题和吸收中日两国先行研究成果之间游刃有余。她认真地研读了中日两国的先行研究成果，熟练运用中日两国语言进行深度访谈，努力克服了前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她深得其硕士导师日本备受瞩目的新兴研究方法——生命叙事法的先锋人物樱井厚老师的指导和真传。

众所周知，生命叙事法是以叙述者的生命故事为对象，通过与叙述者的“对话”，积极倾听叙述者的生命故事，从而接近叙述者生命世界的一种方法。张岚老师的研究非常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研究方法。首先，她用“中文”采访了文化根基源自中国的日本遗孤及其家人，并实现了对三代人的采访——生活在日本和中国的日本遗孤、生活在日本的第二代日本遗孤以及生活在中国的日本遗孤养父母。同时，她还用日语对日本志愿者组织和政府相关行政部门进行了一系列访谈。以访谈为中心的田野调查均衡地涵盖了经历了两次“越境”的日本遗孤的生活世界，克服了以往研究中潜伏的民族主义色彩和仅关注部分遗孤世界的缺陷。

张岚老师最大的贡献在于，她通过对三代与日本遗孤有关的人的生命叙事访谈，描绘了与日本遗孤息息相关的多样的经历和情感。其中，描写两代人不同的跨境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身份认同的章节最引人关注，这两代人分别是：(a)回到日本挣扎的日本遗孤、(b)选择在中国生活的日本遗孤、(c)少数的无法回国的日本遗孤以及(d)第二代日本遗孤。

90%的日本遗孤已返回日本，(a)是日本遗孤的主要类型。传统的研究将(a)视为全部的遗孤，并将他们构建为在中日的夹缝间，苦于身份认同危机的人。对此，张岚老师提出了“矛盾的自我”、“灵活的自我”和“固化的自我”三种类型进行了均衡的表述，呈现了日本遗孤自我认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即，“矛盾的自我”是指拥有日本人的自我认同，但由于被日本社会排斥而被迫构建中国人的自我认同；“灵活的自我”指在与他人的互动中灵活而积极地表达自己既是日本人又是中国人的身份；“固化的自我”则体现为坚定的中国人自我认同。此外，(d)关于第二代遗孤的自我认同，张岚老师清晰地刻画出了“既是日本人又是中国人”的积极身份认同，而非“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国人”的摇摆不定的消极身份认同。

本书中，张岚老师的研究淋漓尽致地发挥了生命叙事法的优势，描绘了日本遗孤积极向上的自我认同，揭示了日本遗孤的多样而积极的生活方式，与传统的主流叙事强调的日本遗孤在中日两个故乡之间“撕裂”的人生悲剧和“在两国的夹缝间摇摆不定”的自我认同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都归功于张岚老师对日本遗孤的细致深入的访谈、坚持不懈的田野调查。

当然，在日本出版书籍时张岚老师才二十多岁，采访的深度总体上略显稚嫩。如今，她再次审视和打磨这部作品，让本书以更为深刻和丰富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确实是一件令人感到欣喜的事。

目前在日本，中国残留妇人和中国残留孤儿的后代正逐步从第三代过渡到第四代。这些在日本出生、以日语为母语的第三、四代，大多已经完全融入日本社会，甚至无需再以“残留妇人／残留孤儿三世、四世”自称。当然，仍有一些人面临经济困难，也有一些利用其中国背景及在中国的留学经历，逐步成为跨越中日两国（甚至在新加坡等地）的全球精英。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直面“残留”这一历史，主动以“残留妇人三世、四世”自称的人们开始出现。这些人的出现意义重大，而对他们进行研究的起点，正是张岚老师的『中国残留孤児の社会学　日本と中国を生きる三世代のライフストーリー』（译《日本遗孤的社会学——生活在日本和中国的三代人的生命故事》）。我相信，张岚老师的这本新书在未来新一代的研究中将会变得更加重要。

最后，衷心祝愿张岚老师的研究取得更大的进步和成就，祝日本遗孤、残留妇人及其家人幸福，愿中日两国友谊长存。

上智大学名誉教授 蘭信三

序三

2005年，张岚从湖南大学毕业后，进入千叶大学大学院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科社会学专业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2010获得博士学位后，她担任了日本学术振兴会外国人特别研究员、千叶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特别研究项目研究助理、东京纯心女子大学和千叶大学语言教育中心的兼职讲师，并兼任日本厚生劳动省中国归国者支援交流中心的编辑委员会委员。作为张岚在日本千叶大学学习期间的博士导师，我很荣幸为她的这本新书撰写序言。

本书是张岚在其博士论文《“中国残留孤儿”的社会学——日本与中国的三代人生活史》的基础上打磨的中文版。她的博士论文已于2011年由青弓社在日本出版，该论文通过社会和社区层面到个人层面的多层次解读，展现了三代日本遗孤问题的全貌。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截至2009年1月，回到日本的日本遗孤总数已超过两万人。寻亲“孤儿”的访日事例逐渐减少且在2007年因国家赔偿诉讼导致问题更加复杂化。在这种背景下，张岚本书的出版具有学术和社会的双重意义。不同于以往日本遗孤研究单一的“社会问题”视角，张岚通过第一代、第二代和仍在中国的养父母等三代人的生命史，揭示了日本遗孤从生命故事到国家身份的生活世界全貌。正如书中所说，她在采访过程中根据被采访对象灵活使用日语和中文，能更准确地理解被采访对象细腻的情感表达，于“被讲述的”内容外获取更多 “未被讲述的”的内容，并通过与媒体中的典型故事进行比较，全面讨论了日本遗孤的生活世界，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尝试。

总之，张岚是一个出色的学者。我坚信，她这本对日本遗孤问题多角度研究的中文专著，不仅会促进该领域的研究，还将在中日两国的国际比较研究领域以及中日文化交流方面作出重大贡献。

千叶大学名誉教授 片桐雅隆

序四

听闻张岚的《日本遗孤的认同研究——中日两国三代人的生命叙事》在中国成功出版，能为此写几句我感到很高兴。这部著作的前身『中国残留孤児の社会学　日本と中国を生きる三世代のライフストーリー』（译《日本遗孤的社会学——生活在日本和中国的三代人的生命故事》）于2011年便在日本问世，在中国的出版可谓期待已久。首先，我要对这部著作的出版表示祝贺。张岚在中国的暨南大学担任副教授已有十余年，在科研和教学领域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作为她曾经就读的日本国立千叶大学的硕士导师，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在此，我想根据自己的记忆，简要讲讲作者在日本的研究历程。2003年，我在日本千叶大学文学院社会学专业担任教授时，有一天突然有一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找到我。曾经我也接触过几位已经大学毕业并参加工作的中国留学生，第一次遇到还在上学的年轻学生。她卓越的日语能力让我惊讶不已，印象深刻。我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她言语中透出的礼貌和谦逊。她告诉我，毕业后她想继续来千叶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其实由于我不清楚她是否具备社会学背景，只是随口回应了她。那位年轻的留学生就是张岚。

一年后，她如期抵达日本，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国费留学生名额，成为了千叶大学文学院的一名预科生，并在半年后顺利考入了硕士课程（主攻社会学）。重逢的喜悦过后，张岚迟迟确定不了研究什么课题，我们开始共同探讨。起初，她对环境问题怀有浓厚兴趣，希望在这一领域开展研究。她观察到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不可避免。在这方面，她认为日本在应对环境问题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值得借鉴，但我对张岚提出这一研究课题持保留意见。

当时，我正专注于使用生命叙事法进行社会研究和田野调查。生命叙事法强调通过倾听人们基于自身经历的叙述来了解其所处的生活世界及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对研究对象进行反复细致的访谈必不可少。如果研究中国的环境问题，需要在中国找到研究场所并频繁地进行实地研究。在日本学习社会学也是至关重要的，这样一来时间有限。有没有什么主题可以作为中日两国之间的桥梁呢？这时张岚提出了一个新的选题，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中国长大并陆续回到日本的日本遗孤问题。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残留孤儿访日调查团”首次访日以来，调查团举办了30余次，正值大量日本遗孤归国面临经济贫困和社会孤立等社会问题的时期。他们在中国如何被养父母抚养长大？过着怎样的生活？如何回到日本？以及目前面临着哪些问题？张岚精通中日两国的语言，了解两国的文化，面对这些回到日本，但是日语能力不足的遗孤，去倾听他们的人生经历，进行生命叙事访谈，无疑是最佳人选。在确定这一研究主题后，张岚便积极投入到对遗孤生命叙事的研究中。

在张岚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我从千叶大学调到了东京立教大学社会学系，虽然不再直接指导她，但她几乎从未缺席过我负责的“生命叙事研究会”，因此依然保持着深入的学术交流。在此期间，她顺利完成硕士学位，并继续在日本千叶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张岚的研究领域广泛而深入，她详细调查了日本和中国的历史背景、深入分析了大众媒体的文章和报道，同时采访了大量日本遗孤及其第二代亲属，以及留在中国的日本遗孤和他们的养父母。她不仅在日本、美国和中国的学术会议上积极报告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将研究成果撰写成论文，最终短短三年内完成了博士论文。她的博士论文还获得了当年的千叶大学优秀论文校长奖，在毕业典礼上作为优秀学生代表两次登台领奖。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与其说是高兴，更多的是对她的优秀与卓越工作的钦佩。之后张岚以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外国人研究员博士后的身份加入了我所在的立教大学，并在此工作两年。在此期间，她成功出版了本书的日文版。此后，她便回国成为暨南大学的副教授。

言归正传，关于作为本书中提及的核心研究方法，我想谈三点我个人的看法。

首先是生命叙事法所需的沟通能力。在生命叙事访谈中，讲述者并非简单地回答问题，而是通过与研究者的对话，自由地讲述漫长的生命故事的过程。对研究者而言，这不仅是接收讲述者生命故事的过程，更是回应讲述者生活的喜怒哀乐的过程。张岚中日两国语言俱佳，对于讲述者而言无疑更能共情和进行更加深入的情感交流。张岚自带的亲和力，流露出的亲切和礼貌，以及她对讲述者的尊重态度，也对鼓励讲述者们呈现自己的生命故事起到关键作用。正如众多讲述者后来说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对你如此开诚布公地讲过自己的故事，我自己也觉得很神奇。”作者超越访谈法的出色沟通技巧能力是生命叙事法所要求的厚重叙事描述的基础。

其次，倾听者精通中日两种语言，使讲述者更加易于表达自我。对日本遗孤而言，当讲到对现实的不满、中国故土的怀念、中国养父母的感激之情，这些无疑用中文表达更加顺畅。与此同时，张岚作为中国留学生的身份也一定程度影响了讲述者的叙述。有些日本遗孤甚至直言“我是中国人”，可以说是因为面对了来自中国的“同乡”的她才能说出来的话语。另一方面，有些日本遗孤似乎不愿在张岚面前谈论他对中国养父母的不满。使用的语言、研究者的国籍种种因素都会对叙述产生影响，这也是生命叙事法分析的一个重要因素，作者在意识到这些因素的局限性的同时，仍能从多角度审视这些因素，这是非常值得称道的。这个重要研究论点，可以与多语言和多文化研究联系起来，正如本书中所呈现的中日文叙述转换，我期待未来她依然能对这一多元视角进行深入的研究。

第三，本书作者深怀成为中日两国相互理解桥梁的愿景著成此书。如前所述，张岚始终秉持着如何为中国做更多贡献的心态坚持着她的研究。本书试图通过对遗孤生活世界的研究，重新审视战后中日两国的历史，并揭示两国在国家层面之外的个体故事。一位养母的话触动人心，当被问及“日本人在战争期间犯下了滔天罪行，你们为什么还要收养日本人的孩子”时，她回答道“我没想过这个问题，这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事，与我们老百姓无关。日本人也不是天生就爱欺负人的…我始终相信自己的良心”。这位养母的话雄辩地证明，个人的叙述与国家层面的大叙事不同，“家庭关系”“爱”“社区的团结”及“对家园的渴望”等，都有可能超越国界将人们联系在一起。通过生命叙事了解生活世界，正是用每个人的生活和经历来照亮或反观地方社区、各种群体，乃至国家及整个社会。张岚所提及的“桥梁作用”可以理解为这样的载体，对此我也深表赞同。

最后，张岚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切实地实践和发展了生命叙事法。毋庸讳言，生命叙事法还不是一个完整的研究方法，需要在进一步的访谈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加以完善。作为在日本推广生命叙事的研究者之一，我想强调的是，本书不仅提供了一个通过日本遗孤的生活和生命体验反思中日关系史的机会，也为以了解人们的生活世界为目的的生命叙事法的进步做出了贡献。希望张岚能以此书为契机，在国内外继续推进基于田野的生命叙事研究。

原立教大学教授 樱井厚

按照惯例，出版书一般大都有前言和后记，交代书的写作背景、简要介绍、出书的目的等，《日本遗孤的认同研究——中日两国三代人的生命叙事》也不例外。本书的前言和后记是张岚本人自己撰写的，在此也附在本文最后，先睹为快。

前言

今天，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近80年。在这70余年里，经历过日本侵华战争的人们都已逐渐老去，似乎那段惨痛的历史也随着几代人的更迭而逐渐从人们的记忆里淡出。在和平的时光里，与战争有关的历史总是色彩暗淡乃至被遗忘。然而，有这么一个群体，不为人熟知，却用活生生的血泪史告诉我们：“历史不能忘记，历史的车轮更不能倒转”。这个群体顽强地昭告天下一个共同的名字——“日本侵华遗孤”（后文简称“日本遗孤”）。

尽管抗日战争已经过去了70余年，“日本遗孤”这个战争的后遗症却并未痊愈。“日本遗孤”到底是一群怎样的人？他们背负了怎样的历史？他们是如何在中国和日本的夹缝中生存的？这是我的疑惑，也是我开始日本遗孤研究的初衷与动因。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202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在此重要时间节点，重新审视日本遗孤这一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活化石”，正确认识战争历史与战争责任，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

溯源“日本遗孤”，须从日本侵华战争说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国东三省沦为日本殖民地。1932年3月9日，日本军队扶持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长春成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结束了对我国东三省长达 14年的殖民统治。

伪满洲国成立后，向“满洲”移民成为日本的“七大基本国策”之一。在“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侵略野心驱使下，大量日本平民加入了“日本开拓团”，移居中国东北。截至1945年底，日本在东北的移民人数达155万人之多。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而开拓团移民们却对这个重大消息一无所知。等他们得知真相时，早已深陷泥潭。失去日本军队保护的他们，被迫紧急撤退。在撤退和遣返的混乱中，大量日本婴儿和儿童被亲人遗弃，转而被当地善良的中国老百姓收养，并被中国百姓含辛茹苦地抚养长大。这些被收养的日本婴儿和儿童，即被中国人称为“日本遗孤”，而这群“日本遗孤”在日本则被称为 “中国残留孤儿”。

1978年8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这是继1972年9月中日联合声明发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公报以来两国关系史上又一新的里程碑。在中日两国政府及民间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日本遗孤”得以陆续返回日本。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至2023年1月31日为止，共有2557个遗孤家庭回到日本，共计9381人。然而算上与他们一同来日的家人，这个群体接近10万人。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日本的电视上每天循环播放着日本遗孤“寻亲”的消息，许多日本遗孤与亲人重聚的镜头也令众多日本民众深受触动。日本NHK电视台同期播出的大型日本遗孤题材电视连续剧《大地之子》，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现在，“大地之子”一词仍作为日本遗孤的代名词而被熟知和使用。然而，短暂的感动过后，“日本遗孤”逐渐从人们的记忆和生活中淡出，甚至渐渐被遗忘。

令日本人意外的是，20多年后这个群体却以另外一种方式再次备受瞩目。2002年，归国永住的日本遗孤们，以日本政府疏于对他们早期回日的支援及归日后的生活援助为由，集体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国家赔偿请求诉讼”。消息一出，舆论一片哗然。虽然有一部分日本民众支持他们的诉求，但是更多的日本民众对他们状告“祖国”这一行为表示费解。机缘巧合之下，我有幸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结识了其中许多“日本遗孤”。

2002至2012这10年，是我在日本攻读硕士、博士、博士后，及毕业后任教于大学的岁月。在日本生活期间，我深深地体会到，日本与中国虽然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但文化差异较大。2005 年，为了让更多日本人了解中国文化，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千叶市世界教科文组织和千叶大学的共同支持下，我召集留日的中国同学、朋友们举办了一场“ 中国文化节 ”。正在我们苦寻中国传统乐器演奏者无果之时，竟在校园里听到了熟悉的二胡演奏声。演奏者们是四位花甲耆老，说着一口纯正的中国东北话，让异国校园里的我们倍感亲切。尽管他们并非专业乐手，但独特的二胡旋律还是吸引了很多日本学生围观。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们当即决定邀请他们参加“中国文化节”。闲谈间，我才知道他们是“日本遗孤”，他们在日本校园里演奏的背后是他们的迫切的诉求，此时正值他们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的初期，他们想要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他们，需要更多的人帮助他们在请愿书上签字。这次偶遇深深震撼了当年二十出头的我，也因此与他们结下了珍贵的情缘。

在查阅了有关日本遗孤的报道和论文后，我走访了几位日本遗孤。在走访中，我发现大多数日本遗孤都生活清贫，大多住在政府廉租房内，与普通日本民众的生活水准相距甚远。大部分归国永住的日本遗孤在归国初期都没有机会接受足够的日语教育和就职培训，超过六成的人依靠政府最低生活补助为生。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参与了那场始于2002年并持续了近五年的“中国残留孤儿国家赔偿请求诉讼”。

在我拜访位于东京新桥的日本遗孤团体“虹之会”时，一位阿姨紧紧拉住我的手说：“日本人根本不了解我们的苦处，请你一定要多写文章，把我们的事情告诉日本人！”。从她的痛诉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日本遗孤一方面迫切想融入日本社会，一方面又为自己的处境不为日本人所知而无奈的矛盾心境。她的这番话，更加坚定了我研究日本遗孤的信念。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日本遗孤问题所关涉的层面远不止是第一代日本遗孤，其后代以及中国养父母也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研究对象。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遗孤归国大潮中，随同第一代日本遗孤归日的还有其配偶和后代。这些遗孤二代回到日本时大多只有十几岁，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却又不得不尽量适应生存境遇的突变。较之父母，他们掌握日语的能力更强，貌似很快适应了日本的生活，事实却是他们也有作为日本遗孤后代的诸多烦恼、困惑和焦虑。与此同时，还有一群人是不容忘记的，那就是含辛茹苦抚养日本遗孤成人的伟大的中国养父母们。由于经济条件不允许，疲于应付生计的日本遗孤大都把中国养父母们留在了中国。中国自古以来讲求“养儿防老”，然而年迈的养父母们依旧毅然决然地把视如己出的日本遗孤送回了日本，对他们而言无疑经历了巨大的悲痛。除此之外，在上世纪80年代的那场日本遗孤归国大潮中也有一部分日本遗孤逆流而行，继续留在中国和养父母一起生活。即便留下的日本遗孤相对不多，他们同样也是研究日本遗孤这个群体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这是本书将焦点对准上述中日两国日本遗孤三代人的原因。我们希望通过记录和剖析生活在中日两国夹缝间的日本遗孤三代人的生活历史、战争体验、代际差异、民族归属以及自我认同等要素，能够更加真实、客观地呈现日本遗孤的群体性向，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群特殊的中日移民，并希望能为中日两国乃至世界各国“共建和平”提供某种积极的导向。

后记

恍然不觉，我的“日本遗孤研究”竞已走过了二十年，我也从青涩的留学生变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回顾我的“日本遗孤研究”历程，不得不从2005年早春的偶遇说起。那是个午后，阳光温柔，21岁的我在千叶大学偶遇了四位老者。不曾想，这样一场偶遇却成了我的“日本遗孤研究”机缘，自此我的研究和生活都与“日本遗孤”这个特殊群体紧密相连。

作为80后的我，虽从未经历战争，却因着与日本遗孤的缘分，比同龄人有了更多接触、倾听、记录这段战争创伤和集体记忆的机会，也被更强烈的“记录和传承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鼓励和鞭策着。在长年的日本遗孤研究过程中，我陪着他们哭陪着他们笑，和年龄相仿也在攻读博士的遗孤二代秉烛夜谈，陪着不会说日语的遗孤去医院就诊，为遗孤做诉讼翻译，为遗孤们争取国家赔偿诉讼资格四处奔走……这些与日本遗孤共渡的研究岁月，都让我觉得无数个访谈后听着磁带录音敲下文字的深夜格外漫长。战争体验的生命叙事研究，本就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过于惨痛的经历往往会让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心情低落甚至抑郁。

犹记得，2012年9月国内爆发了大规模反日游行示威，西安、青岛、长沙等数十个城市的民众发起保钓行动。彼时我正在日本大学兼职任教。课后，一位日本学生找到我，小声地问：“老师，我不是很理解，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人依然这么恨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代人什么也没有做过。”日本学校教育对“侵华战争”历史的淡化乃至缺失，让众多日本年轻人完全不知道这段历史，更遑论理解战争受害者的苦难与愤怒。日本遗孤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他们会恳切地对我这样一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说：“请把我们的故事告诉日本人！” 作为战争的受害者，他们太需要被听到、看到和知道了。这也是我多年来坚持进行日本遗孤研究的原因和动力。

我们不是生活在和平的年代，只是生活在和平的国家。记录战争，还原历史真相，绝不是为了繁衍仇恨，而是寄望未来，珍惜和平。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常常误以为战争离我们很遥远。然而，战争从未停止过。巴以冲突多年，加沙地带平均每10分钟就有一名儿童被杀害。俄乌冲突仍在继续，德国开始在立陶宛驻军，伊朗联合中东国家准备反抗以色列，法国巴黎发生爆炸……这些新闻消息里的生灵涂炭让我倍感头悬利剑，在深知本书仍有许多未尽之处的情况下仍仓促出版，以期作为一位母亲和学者，将自己20年来的“日本遗孤”研究成果公之于众，为“世界和平”这个时代课题提供一种思考视角，让更多的孩子能在“和平”中健康快乐地长大。

当然，“日本遗孤研究”仍是一个未尽的课题，尚有待更多材料充实和完善，也有赖研究技术和方法的不断优化，让研究成果真正成为“和平”良方。

最后，独木不成舟，本书的出版，亦得益于众志成城。回顾研究日本遗孤的20年，脑海中浮现出无数张让我感动的面孔，谨借本书后记诚挚致谢：

感谢一直配合和支持我的日本遗孤们。没有你们，我甚至无法走进日本遗孤的世界。尽管我的研究有时会唤起你们痛苦的回忆，或者涉及隐私问题，你们依然向我敞开心扉，毫无保留地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是你们激励了我，成就了本书。

感谢硕士阶段的导师樱井厚教授，博士阶段的导师片桐雅隆教授，日本遗孤研究的“教父”蘭信三教授以及众多的良师，是你们善待一个年轻的追梦人，教会了我如何潜心做研究。

感谢上海交通大学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的程兆奇教授，是您在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研究中给了我指引。

感谢上海交大出版社崔霞编辑和蔡丹丹编辑的费心，尽力保留了本书的原貌。

感谢暨南大学和新闻与传播学院大家庭为我提供了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让我的学术初心得以成全。

感谢家人的陪伴和鼓励，让我后顾无忧，心无旁骛地坚持学术研究。

感谢一切合力促成本书出版的师友和我的研究生们。

张岚

2024年10月于广州暨南园

来源：东京审判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