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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问题
在休谟充满怀疑的攻击面前,试图在众目睽睽之下全面论述道德客观主义的哲学家是乔治·爱德华·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 (1873-1958)。摩尔很清楚休谟在伦理学上的立场,“自然主义谬误”这个词就是他在1903年的《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中创造出来的,用来描述休谟在攻击道德客观主义时揭露的核心错误之一,这个词语并不是休谟创造的。
乔治·爱德华·摩尔的哲学谱系非常了不起。作为剑桥大学哲学的教授,他是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同事,其对这两位的影响都很大。
他的观点不仅仅局限是在伦理学方面,在哲学很多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伦理学原理》可能是摩尔最著名的著作,也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妹妹英国后印象派画家、室内设计师凡妮莎·贝尔(Vanessa Bell)等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的主要灵感来源,她们非常欣赏本书将伦理学与美学所做的详细对比。
拉丁语单词(principia)是原理,尤其是第一个原则或首要原则的意思。使用这个词就是求助于伊萨克·牛顿(Isaac Newton)1687年震撼世界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该术语有某种难以避免的装腔作势,因此,如果你将这个词用在书名标题中,你最好知道你在谈什么。
伯特兰·罗素和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在其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 (1910-13))中使用了这个词,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在谈论什么。在此7年之后出版的《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是在像《数学原理》一样的地位和思想环境中写成的,旨在对伦理学做罗素和怀特海对逻辑和数学那样做同样之事,即建立起首要原则,消除长期以来存在的很多困惑。
摩尔的《伦理学原理》的很多内容以难以穷尽的细节用来探索休谟的深刻见解,即大部分道德体系都犯有自然主义谬误。
摩尔不仅仅是通过发起针对自然主义谬误的指控扩展了休谟的见解,反对休谟之后出现的很多道德体系尤其是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虽然这个理论在很多方面是休谟拥抱的同一个经验主义的产物。
摩尔认为,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的根本性自然主义谬误是将善等同于快乐。如果善和快乐被认为是一回事,那么说“善就是快乐”就等于是说“善就是善”,等于什么都没说。这个等式并没有定义“善”,我们当然也就没有更进一步了解善究竟是什么了。
有人可能反对说,我们都知道快乐是什么,快乐就是善的意思。很简单。摩尔用人们都知道的开放性问题论证的方式阐述了这个看似常识的回应。
他认为,善是什么的问题从来不是封闭问题,总是开放性问题,其答案总是可辩论开放性问题。
封闭问题是能够用直接了当的“是”或“否”来充分回答或者通过提供一则具体信息来回答的问题。就拿封闭问题“糖在哪里?”为例,糖就在那里,所以答案就是“在橱柜里”要么对要么错。
摩尔的同事罗素辨认出他所说的“空洞的同义反复”如“四足动物是四条腿的动物。”这让该命题很空洞,因为如果你知道“四足动物”的意思,你就已经知道它指的是“四足动物”。这命题并没有提供任何新信息。
虽然不是所有封闭问题都源自空洞的同义反复,但同义反复往往产生封闭问题。同义反复问题“四足动物是四条腿的动物吗?”有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如果你知道四足动物是什么,你要合理地回答这个问题,你就只能说“是的”,没有别的答案。
另一方面,开放性问题是不能用直接了当的“是”或“否”或者提供一则具体信息来回答的问题,里面存在可辩论的空间。开放性问题当然不仅仅根据对问题中词汇的理解来回答。
比如,在开放性问题“狗聪明吗?”中,词语“狗”和“聪明”不是同义词,从定义上说,狗不聪明,所以这个问题的确定答案不能简单地基于这个词的意思来理解。其实,确定的答案根本没有办法来回答这个问题。爱狗者会认为狗很聪明,引用狗智慧的精彩例子;其他人则认为狗从来没有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
按照摩尔的说法,“善是快乐吗?”也是开放性问题。“快乐”和“善”不是同义词:从定义上说,善不是快乐。理解这个词的人能够不赞同而且的确不赞同该问题的答案——-显示善不可能像四足动物被定义为四条腿的动物那样被定义为快乐。对于“善是幸福吗?”或者“善某某吗?”也同样能够这样说,任何涉及善的定义或本质的问题总是开放性问题,揭示出没有任何东西是善的同义词。
或者用罗素的方式,善不是任何谓词的同义词。谓词是命题或主张的一部分,它等同于主语或命题的性质。在命题“草绿”中,“草”是主语,“绿”是谓词。但是,摩尔认为,因为谓词表达某些特征,“善”不是任何谓词X的同义词(没有一个谓词能代表善),所以善不能成为任何东西的性质。
简而言之,善不存在——至少不能作为任何东西的先天习性存在。
摩尔得出结论说,善不能被定义——它是无法定义的。
但是,他没有得出善并不存在的结论。在摩尔看来,虽然善不是作为先天习性存在,但它的确可以作为非先天习性——作为形而上学的超验性品质而存在,即不能被感官认知但可以依靠智慧本能体验的东西,甚至按照有人对摩尔的解读,依靠特别的道德能力认识到。这观点就是摩尔的直觉主义(intuitionism)。
在这些方面,在摩尔看来,善的非天然道德性可对比——更类似——美的非天然美学性。也就是说,上文说的善的开放性问题论证也可以用在谈论美上。美也不是任何能被认同的东西——均衡、纯洁、优雅、可爱等的同义词。
你可能认为,当你看到了一座美的雕塑,认识到它的美,同时还有它先天的品质如均衡、比例协调、白色、冷峻、坚硬、光滑等。
但是,它的美其实是另外一种秩序的性质——一种超越物质性的品质。
这个品质可能被赞美,就像我现在就在称赞一样,但它不能被直接指出来或下定义。
美的雕像、绘画、女人、男人、房子、桥梁、山峰之美都需要自然属性的结合,因为若没有自然属性,美的东西将不复存在。但是,一件物品之美不是其自然属性而是超越自然属性的非自然属性。
同样道理,在摩尔看来,善的非自然属性超越了自然物品、情感、行动、态度、习惯,这些被我们广泛用来描述善的最重要东西。
或许带有反讽色彩的是,在提出了针对休谟有关自然主义谬误的深刻见解之后,摩尔最终认可了一种特别具有异国情调的形而上学,这是一种只能靠直觉把握的非天然属性,存在于超越感知维度之外的更高智慧潜能中。
休谟在其《人类理解研究》(1748)中谴责所有形而上学作品都是“诡辩和幻觉,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应该被“扔到火堆里烧掉”,是他根本不赞成的东西。
在接近《伦理学原理》结尾时,摩尔提出了一种被称为理想功利主义的功利主义变体。他说,内在价值并不属于古典功利主义所认定的快乐或幸福而是对美和友谊的认识。他认为,在人生的所有东西中,对美和友谊的认识最为宝贵,值得作为目标本身来追求而非仅仅作为追求其他目标的手段。
这些东西不是善的同义词,但它们是善的最高境界,是人生中最宝贵的东西,因而也是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和推崇的东西。认识美和友谊是目标,其它一切都是手段。
加瑞·考克斯(Gary Cox),伯明翰大学荣誉研究员,在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Bloomsbury)出版十多本书,包括最新著作《如何行善:如何在邪恶的世界作个有德之人》。
来源:
译者投稿
作者:加瑞·考克斯 吴万伟译
译自:The Moore the Merrier by Gary Cox
“哲文新译”系列文章是吴万伟教授投稿的译文,文章主要是从Philosophy Now、Aeon、First Things等网站上选取的最新的、具有普及意义的哲学人文类小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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